我承认自己是个天生的流氓,可是男人有几个不是流氓呢,当我把那些女人压在身下,听着她们满足地发出不同的声音,我觉得我这个流氓当的好,起码我可以给女人带来快乐,尽管爬起来以后,她们有的还是骂我流氓。
我觉得一次畅快淋漓的做爱,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一种享受,至于为什么称这种行为为流氓,我查查字典和有关的资料。
从流氓的含意上来讲,真的还挺复杂,有的指无职业的流浪者的,有的指不务正业的街头混混儿,有的指调戏女的行为。
有的人把流氓分成了职业,有政治流氓、文化流氓、地痞流氓、阶级流氓等等。
以前我一直没有认真地研究过,上述的流氓和我们哪儿理解的不一样,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支书张宝贵和妇女主任李玉花的被捉奸在床,工作组的刘对长指着支书说:“没想到,你是混到革命队伍里的一个流氓——流氓。”
从此,流氓在我心里就根深蒂固地成了搞女人的代名词了。
那年我十六岁,也就是从那天晚上,我第一次遗精。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搞妇女主任的不是支书,而是我自己,我趴在妇联主任略显肥胖的身体上,用力地动做着,这时,刘组长进来了,用手指着我大喊着“流氓——流氓!”
于是我就流出来了,早晨起来,我偷偷地看我的裤头儿,湿湿的一大片,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秘密。
也有那天起,我从内心深处把自己定位在流氓的角色上,直到今天。
在村里,我们家的成分不好。
我祖上是行医的,到了祖父那一辈,医术到了最高峰,我祖父成了百里之内有名的医生,自然也给家里挣来了不少的金钱。
旧社会在乡下,有了钱第一个目标就是买地。
当祖父从张宝贵的父亲手里把他家的地都买过来时,土改开始了,张家划了个贫农,而我们家却成了地主,人民斗争的对象。
地给分了,祖父还要戴上大牌子游街。
他老人家不理解,这世道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一条白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父亲从小跟着祖父学医,经历了这场变数之后,再也不谈行医的事情了,他低头认罪,老老实实地当一个最下等的地主,以改造自己的罪过,还包括替他的父亲戴着牌子挨斗。
我就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目睹了家庭由盛而衰的过程。
自己也由以前的受人尊重,让小伙伴羡慕变成了人人可以欺负的地主崽子。
以前我走路,那怕是在小胡同里,也尽量走在中间;现在走路,那怕是大路,也要蹭着墙跟儿走。
我吃进了别人的白眼儿,憋憋屈屈地成长着。
几年之后,我目睹了支书(应该是原支书)被拖上批斗台,任人打骂的惨景,为自己成为一个流氓时刻担心着。
因为我觉得流氓确实不是好当的,它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重;如果这件事儿真的是我干的,大家肯定要把我打死。
于是我心中的秘密一直保守着,就连最要好朋友李红旗也没说。
他是支书的儿子,跟我同岁,虽然我是地主崽子,但是他对我特别好,把我当成他的朋友。
他父亲虽然被批斗了,不当支书了,但还是党员,他的身份还是在我之上。
我们俩的交往中,我对他保存着一份感激。
我们那个地方成家都比较早,李红旗就说上了一个媳妇,是邻村的,他对我讲,那个姑娘长得很好看,过年就要娶过来。
他还悄悄地告诉我,他老爹虽然被批斗了,但是还是和妇女主任有来往,治他的人是想把他赶下台,达到目的后,也就不再管他了。
这件事儿,是有一天晚上他起来上厕所,看到老爹也起来了,他还以为老爹也上厕所呢,就等他上完了再出去。
谁知他开了院门出去。
李红旗就悄悄跟在老爹的后面,眼瞅着他进了妇联主任的家门。
这件事儿,他谁也没跟说,只对我一个人说了。
我不知道李红旗告诉我这件事儿是什么意思,但从我的心里,我觉得既然当流氓不是好事儿,支书(我总是还把他当成支书)为什么还要继续当下去呢,看来当流氓的滋味能顶得上那些批斗和挨打,于是心理就想着有机会要当一当流氓。
当流氓可不是想当就当的,我这种身份,说个媳妇很困难,眼见得和我同龄的人都相继结婚,可是我连个提亲的也没有,父母和母亲为此也整天唉声叹气,我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不和他们交流,也不和其他人沟通,我变成了一个内向的人,除了李红旗,我不和任何人来往。
李红旗带给我的信息往往使更加沮丧,他结婚了,他告诉我许多男人和女人的知识,他讲得很生动,很逼真,在他面前,我总是嘴唇发干,不自觉地咽着唾沫。
他走了之后,这此描述就在我眼前浮动,让我晚上想入非非,经常在梦里实践,醒来更加欲火难熄。
有时不自觉地泪水打湿了枕头。
李红旗比我大几个月,第一次见她媳妇是他们结婚的那天。
我作为李红旗请的好朋友,参加了晚上他请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的聚会。
其他人都拉开了一副闹洞房的样子,只有我安静地坐在一边,让喝酒就喝酒,让吃菜就吃菜,不时用眼睛偷看一眼新娘子。
新娘长得真是不赖,方头大脸的,眼睛也挺漂亮,那时我还不会品味女人的身材,只知道看这个人的脸上漂亮不漂亮。
喝酒过程中,有一次我和新娘子四目相对的时候,她竟然笑了。
这一笑让我心里一颤,女人的笑竟然有如此的力量,像吃了一大口芥茉,上下一下子通了。
别人喝了酒后开始胡闹,我只在一边看,有一个哥们儿喝多了,抱着新娘子不松手,把新娘子憋得脸通红,可是又不好发作。
这时,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一把把那个家伙给拽开。
这家伙一看是我急了,冲着我直喊:“你这个地主狗崽子,敢拽我,今天我非把你小子打残不可。”
众人一见那小子恼了,赶紧把他拉到了一边。
我站在那里在,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有人过来拉了我一把说,你还不回家,想挨打啊。
我不情愿的离开了,当时想看新娘子一眼,但是我没赶抬头。
当晚,我始终被新娘子的那闪电一般的目光照亮着,整个夜晚成了白天,甚至比白天还要亮,在这种亮光中,我自然是无法入睡的。
折腾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发起烧来,一烧就是三天,据我娘说,发烧的时候,嘴里尽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他们听不懂,也不记得。
多亏我爹从爷爷那时学得的医术还没忘记,喝了几副草药也就渐渐好起来了。
从此以后,我出门更少了,除了去李红旗那儿(那是因为我管不住自己),别的人我根本凑合。
渐渐地我和嫂子混熟悉了,有一次,她问我:“你怎么不把祖传的医术继承下来?”
我回答:“我爷爷就死在这件事儿上,我爹为此发誓不再行医,所以也不让我学。”
嫂子说:“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老常话艺不压身,学到手里本事是你自己的,能给人看病什么时候都能有碗饭吃。”
我说:“回去跟爹商量商量吧。”
商量的结果自然是爹坚决反对,即使我磨破了嘴皮子,也无济于事。
再次到李红旗家去,我就怕嫂子问我学医的事儿,可是他偏偏见了面不问别的,劈头就问:“你爹同意了吗?”
我佯装不知道:“什么我爹同意了吗?”
她不依不饶接着问:“学医的事儿啊!”
我被堵到了死角,只能破着头皮回答:“我爹死活不同意。”
嫂子一听有点生气地说:“你这么一个大活人,怎么能让尿憋死呢,他不让你学,你自己不会看书,不会自己钻呢!”
我一下子脸红了,嘴上什么也说不出来,心里却也定了决心,一定要把老祖宗的本事继承下来。
我们家的医书毕竟有限,而且中医的实践性强,不是照本宣科那么简单,看完了以后,我觉得自己还是什么也不懂。
这时农村开始兴西医了,我想倒不如学习一下西医。
于是,我托人买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
一开始,爹是极力反对,看我真的入了迷,心也就软了下来。
有天晚上,爹爹放下饭碗,把我叫到里屋,来开始传授我祖传的中医。
什么往闻问切,各种脉相,各种草药的配比,我记得都非常快,我爹说我天生就是干医生的材料。
虽然我爹已经不公开行医,但是一些老主雇还是经常找上门来。
以前看病是他自己去,他从来不收病人的钱,只管开药方,不管抓药。
有时顶多喝人家几碗水,赶上饭时在人家吃顿饭。
我开始学医以后,爹就带我一起去。
我总是躲在爹的身后,他不让我上前,我不上前。
每次都是他先摸完脉,然后再让我摸。
于是我就有了摸妇人手腕的机会,也许我真的天生就是流氓,对头病人的手腕,我也能浮想联翩。
它们有的滑腻如粉皮,有的柔软如丝棉,有的白如蛋清,有的暖如春风。
我一摸上女人的手腕,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渐渐地,我又下了一个决心,就是专为妇女看病,好在我们家祖传的医术也包括妇科。
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我再到李红旗家,就主动给嫂子把把脉,嫂毫不犹豫地撸起胳膊,把嫩白的手伸到我的面前,第一次,我有点紧张,旁边的李红旗和嫂子一起鼓励我,我的手终于搭到嫂子的手腕上。
我的手指虽然不抖,但心却在不停地颤着,我不敢看嫂子的眼睛,也不也看旁边的李红旗。
虽然那时我还没有什么实质的想法,总觉得自己是个贼,在偷李红旗的东西。
嫂子看我头上冒出了汉珠,就安慰我说:“你别紧张,看错了也不要紧,嫂子支持你。”
我结结巴巴地说:“嫂子是不是晚上睡不好啊!”
嫂子一听,脸红了,李红旗凑过来说:
“你小子还真行,你嫂子这段时间就是晚上总是翻来覆去,弄得我晚上也睡不好。你看看她这个病能治吗。”
我故意买个关子说:“论说这个病没有什么办法可治,但是我刚听我爹说了个方子,还没有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还是嫂子痛快,她说:“你尽管开出来,我让红旗去抓药,吃吃试。”
旁边还有点犹豫的李红旗也附和说:“我明天就去,你小子跟我一块。”我也欣然答应了。
说来也怪,吃了我开的药,嫂子说睡觉比以前踏实了。
从此,我更加得到了嫂子的信任,她那里不舒服就叫我去帮她看看。
她也成了我的义务宣传员,逢人就说我会看病,而且看得很好。
渐渐地村里找我看病的人多起来,主要还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不懂得西药,相信老祖宗的玩意。
年轻的则多到乡卫生院去看病,他们不愿意喝中药,太苦,太难喝不说,一个人吃中药,一家人跟着闻药味。
还是西医,吃点药,打两针,小小不然的病就好了。
为了提高我的水平,我把自己学西医的事儿跟嫂子说了,她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并通过老支书的关系,让我到乡卫生院了学习一个月。
在那里我学会了打针,一般头疼脑热肚子疼也知道开什么药。
回到村里,我就开始中西结合看病,上年纪的用中药的法子,年轻用西医的法子,很快就得到了全村贫下中农的认可。
经过现任村支书的确认,我成了一名正式的赤脚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