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元月三号一晚上我都在搜罗加密知识，Google、Yahoo、百度，甚至在黑盟和软盟上发帖求助。

　　然而，收获寥寥。

　　目前市面上主流加密工具就那几种，PGP、Turcrypt、Dekart privatedisk……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但真正熟悉这套东西的却没几个人，毕竟文件加密尚属新兴领域。

　　不过共识还是有的，大多数仁兄认为除了xp本身的系统加密，其他加密工具暴力破解的可行性微乎其微，更不要说有些软件支持双算法多重加密，甚至专门配有外储式电子密匙。

　　牛秀琴用的是哪一种我当然没注意，事实上她用的什么算法我都说不好，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老姨没用系统加密。

　　xp的系统加密太弱，也因此即将推出的vista才专门搞了个bitlocker，算是与时俱进。

　　总之，指望一个PE就能搞定一切，我果然还是太天真。

　　当然，牛秀琴用的多半是付费产品，原因么一一品质保证，操作简单。

　　这是我对一个想要保持身材却惮于任何运动的人所能作出的最善意的推断。

　　后来黑盟有人留言，建议用间谍软件什么的，他甚至发站内信来问我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这么大费周章”。

　　是时，奶奶早己睡去，父亲鬼头鬼脑地进来催了一次后也回了屋。

　　这样一个寒冬夜晚，周遭是如此寂静，以至于机箱风扇的隆隆声带来一种盛夏的燥热。

　　于是我情不自禁地冒了一头汗。

　　雪还在下，毛线球一样，可惜听不见任何声音。

　　一阵烦躁突然潮水般涌来，几秒种后我近乎气急败坏地关掉了浏览器。

　　是的，我似乎这才发现白己在隐藏盘符上耗费了太多精力，此种病态的痴迷莫名其妙且毫无必要。

　　事实上，牛秀琴的硬盘里藏着什么狗屁玩意儿与我何干？

　　就这当口，手机响了。

　　当陈瑶不哭不笑不紧不慢不冷不热地问我准备给自己放几天假时，我简直有些痛恨自己了。

　　她问我在家干啥呢，愣了好好一会儿，我扫了眼桌上的相框说：“不知道。”

　　元旦过后母亲再没来过电话，有时我也想打过去，却总也摁不下那油乎乎的拨号键。

　　我甚至迷迷糊糊地想，大雪封山是否连信号也会一并冻住？

　　然而四号晚上刚吃完饭，母亲便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没有任何征兆，她径直推门进来，携着北国十年一遇不知疲倦的暴雪。

　　我刚打奶奶屋出来，父亲则躺在客厅沙发上，电视里是新闻联播，母亲一声不吭地换好鞋，继续一声不吭地回了卧室，整个过程眼帘低垂、目不斜视。

　　兴许是喝了点酒，好半晌父亲才反应过来，他从沙发上弹起，像只大虾蹦出了油锅。

　　随后他看了看悄然闭合的门（倒“福”的短穗尚在兀自抖动），又看了看找。

　　我迅速移开了目光，但很快，还是条件反射地朝倒“福”走去。

　　敲了敲门，没反应，当然，有声音——窸窣声，拉链声，抽屉闭合，柜门开启。

　　略一犹豫，我拧开了门把手。

　　床上堆着些衣物，母亲埋首在大衣柜里，轻撅着个屁股，蓝色牛仔裤包裹着冬日丰熟的轮廓。

　　我吸吸鼻子，轻咳了一声。

　　母亲却不为所动，像是没听见。

　　好半晌，她才把自己从衣柜里拿了出来，依旧没抬眼。

　　叠了两件衣服，她坐床上褪下了牛仔裤，拽裤腿时颇费了一番功夫，乃至腰间的一抹肉色亮得晃人眼睛。

　　然后是薄绒裤。

　　牛仔裤被撂在摇椅扶手上，裤脚些许泥泞，半条裤腿都是湿的。

　　一旁的羽绒服也好不到哪儿去，一眼扫过去我便发现上面裂了道口子，蓬松的羽毛们探头探脑，跃跃欲试。

　　我一个跨步上前，掂起羽绒服四下瞅了瞅，与此同时叫了声妈。

　　母亲总算瞥了我一眼，她提上薄绒裤说：“拾掇几件衣服就走。”

　　“去哪儿？”我揪着那条半尺来长的口子，像是为它的主人捂住了伤口。

　　母亲没吭声，而是扭身下了床。

　　她脚光着，脚周一片通红。

　　衣服尚且如此，靴子什么样无需赘言。

　　我又吸了吸鼻子，然后才发现父亲不知啥时候进来了。

　　他贼头贼脑地喘着气，虽在刻意压制，但终归比榆木要活泼上许多——一种新型的光合作用也说不定。

　　我瞅瞅父亲，又瞅瞅母亲，之后便放下羽绒服走了出来，虽然我也拿不准给他俩留下空间是否明智。

　　为了避嫌，带上卧室门时，“砰”地一声响。

　　同样为了避嫌，我把电视音量调得很大，乃至温总理的眼镜都差点被他慈祥的话语震得掉下来。

　　他老在慷慨激昂地向印度洋海啸的遇难者们表达祝福，可以说相当温馨感人。

　　当然，具体说-些什么我不清楚，因为我竖着耳朵，起先还坐在沙发上，后来索性挪到了父母卧室门口。

　　然而始终没有什么像样的声音，直到两声拉链响后，父亲笑笑，叫了声凤兰。

　　母亲没说话，起码我没听见。

　　窸窸窣窣，拉链声再次响起，间杂着脚步声。

　　半晌，父亲声音松弛下来，像初春蓬松的柳絮，他又叫了声“凤兰”。

　　但很快，他嗓音急转而上：“这大晚上的，你又去哪儿？！”

　　电光石火间，我迅速后撤。

　　但门瞬间被拧开，母亲挎着包，身后拉了个皮箱。

　　我狼狈地穿好挣脱而出的右脚拖鞋，灰溜溜地退了两步。

　　我觉得自己的脸胀了起来，像个亟需放飞的氢气球。

　　母亲显然也愣了下，她嘴角撇了撇，终究没发出声音。

　　父亲也跟了出来，他一身秋衣秋裤，挺着肚子杵门口叉了会儿腰。

　　这期间母亲在玄关换好鞋，又回卧室拿了个包装袋出来，打我们身边经过时，父亲终于说：“妈个屄的，你到底去哪儿！”

　　母亲压根没搭理他，径直穿梭而过，掂起脏靴子，打包，放入皮箱，整个过程行云流水，风般轻巧。

　　片刻，父亲喘口气，快速朝门口冲去，肚皮都颠了几颠。

　　这道厚重的风让我有些紧张，老实说，我不希望那些狗血影视剧中的肢体冲突发生在自己家里。

　　好在父亲适时停下来，又叉上了腰，他小声说了句什么，低沉而隐秘。

　　母亲推开防盗门，扭过身来：“办公室，还能去哪儿？”

　　拎起背包，拉起皮箱后，她又说：“不想跟你吵，严和平。”

　　毫无疑问，说这话时，那双眸子在我身上也轻闪了一下。

　　手忙脚乱地换好鞋，我紧随母亲走了出来。

　　步入冷空气中时，脑袋空空如也。

　　父亲应该在门口站了许久，进电梯的刹那还能听到他的咳嗽声。

　　对不请自来的跟班母亲倒也没多大意见，事实上她没作任何表示，任由我喊亮声控灯后僵硬地戳在一旁，呼吸凝滞。

　　在电梯尖锐的灯光下我不得不冲母亲咳了两声，可惜未能奏效。

　　我只好裹紧羽绒服，讨好地说了几句关于天气的屁话。

　　我说：“啊。”

　　我说：“真冷啊。”

　　我说：“也不知道这雪能下几天？”

　　母亲总算哼了一声，她通过镜子瞥了我一眼。

　　说不上为什么，那两汪湖水冰冷得令人诧异，一瞬间我甚至后悔下来了。

　　出电梯时，母亲问我去哪儿，我一把抓住行李箱，硬着头皮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我是这么想的，但没能说出来，因为四五个邻居鱼贯而入，他们兴奋地打着摆子，像是刚从冰雪世界归来的什么妖怪。

　　母亲没去停车场，而是在冰天雪地中直奔小区门口。

　　我问咋不开车，她也不答。

　　直到坐在了出租车里，她才说毕加索还扔在林城山上，下不来。

　　办公楼的暖气只供应到晚上九点，即便开着空调恐怕也有些冷。

　　母亲却不以为然，她说过去没暖气没空调也没冻掉半根脚趾头。

　　我呆坐在沙发上，看她有条不紊地收拾床铺，那饱满灯光下的律动真是老天爷最伟大的创造。

　　后来母亲拉开柜门，那条Gucci短裙和披肩猛然打脑袋里蹦了出来，没由来地，我一阵心慌意乱。

　　直到母亲叫我打点水，我才回过神来，她骂我整天呆头呆脑是不是神经衰弱。

　　我只好笑了笑。

　　擦把脸，简单拾掇了一下，母亲挎上包说：“走。”

　　我问去哪儿。

　　她说：“吃饭。”

　　是的，母亲还没吃晚饭，“一口水都没喝”。

　　我抱怨她怎么跟小孩一样，她难得笑笑说：“一路忙到现在，哪儿来的功夫吃饭？”

　　我问这么急着回来干啥，母亲也不答，走在白雪皑皑的商业街上时她才说：“剧团不用操心啊。”

　　或许她说得对．但我觉得母亲过于操心了。

　　经过四天四夜的暴虐，雪已经小了许多，这会儿飘在我们头上，像是羽绒服里跑出来的劣质鸭绒。

　　母亲问我元旦放几天假，我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她问我还上不上学了，我说明天就走呗。

　　半晌，我吸吸鼻子，又说：“你不回来，我哪儿放心啊。”

　　难得的甜言蜜语，当它们打嘴里溜出来时，我也是大吃一惊，登时心里怦怦直跳。

　　而母亲，只是哼了一声。

　　饭间母亲问起奶奶的情况，我说很好啊。

　　理所当然，谁也没有提及父亲，多么古怪的默契。

　　父母之间的事我从没想过问，我没问母亲打算怎么办，没问她准备在外面住多久，甚至任何会让人联想到这件事起因的东两我都会主动屏蔽掉。

　　漩涡就在那里，而我很可能是它的一部分，哪怕只是条尾巴也足以令人羞愧难当。

　　母亲叫了个牛犊火锅，吃得人满头大汗。

　　虽然之前一直在推脱晚饭吃得很饱，一旦操起筷子，那些僵硬扭捏和装模作样便迅速被抛诸脑后。

　　母亲问我这几天都干啥了。

　　我笑笑，故作夸张地吸溜吸溜嘴，说啥都干了。

　　她瞥我一眼，随后便没了言语。

　　周遭人声鼎沸，水汽袅袅，某种密不透风的油膜将我们紧紧包裹。

　　好半晌母亲才开口，她只是叫来了服务员，说下面吧。

　　待服务员离去，母亲终于再次面向我，她让我快点吃，说这大雪天出租车可不好找。

　　在我埋头苦干时，她突然问：“这几天也没跟陈瑶联系？”

　　或许是太过突然，我险些给噎住。猛灌几口水，我才能说出话来，我说：“当然联系了！”

　　母亲努努嘴，却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寄印传奇》就响了起来。

　　这通电话持续了许久，在我左顾右盼几近不耐烦时母亲才回来。

　　她吩咐我五号早一点起来，说给找了趟去平阳的顺风车。

　　我能说什么呢，我说好。

　　再次踏入冰雪世界时，母亲说：“年轻人要有自己的目标，不要老搞些乱七八糟的。”

　　我瞥过去，她却不看我，只是挽上我胳膊说：“帽子戴上。”

　　于是我就戴上了帽子。

　　我环顾周遭，灯红酒绿，天空污浊得像幅褪色的水彩画。

　　这就是2005年元月四号二十一点十二分的平海。

　　* * *

　　雪一直没能化完，于是陆敏和她传说中的未婚夫便打平阳肮脏的雪地里走来。

　　浓痰般的天空糊在身后，使这对新人的笑容显得愈加灿烂。

　　准表姐夫个子不高（尽管陆敏穿着平底靴），浓眉小眼，方方正正的，总之一眼看上去，当兵的就该是这么个模样。

　　唯一的例外是这个西北汉子难得地白净，白净得不像个西北汉子。

　　关于这一点，后来私下谈起时陈瑶说我这是丑陋的成见，是被陈忠实张艺谋等为代表的现象级傻逼文化带到沟里去了。

　　她在陕西见的白面书生多了去了。

　　“起码，”她捏捏我的脸，“比你要强得多。”

　　好吧。

　　纳闷的是，就这么个泼妇，到了表姐嘴里竟成了只应天上有的仙女。

　　她甚至引述张凤棠的话说林林捡了个大宝贝！

　　“多般配”。

　　对这些话，除了面红耳赤，我也不好说些什么。

　　倒是对面的俩人才叫真般配，始终脊梁笔直，正襟危坐，让我恨不得把自己也叠成个方块。

　　看得出他们很幸福。

　　男方是个老兵，之前当特种兵时每天负重几十斤，现在到地方上干武警，“那是轻松太多了”。

　　反倒是表姐说文化局的工作可不轻松，清闲是清闲，但应酬太多。

　　陈瑶挤眉弄眼地说：“看来是个肥差。”

　　大家都笑了起来，连沉默寡言的准表姐夫都难得地开了个玩笑，他说：“那可不，以后还有机会演电影呢。”

　　元旦过后就到了一学期一度的冲刺阶段，划重点，头悬梁，锥刺股。

　　就这间隙，我还忙里偷闲地见了两次沈艳茹。

　　倒不是我发神经，而是她托人带话来约我们谈谈录音规划书问题。

　　第一次是刚到半阳没两天，大波拉我到某城中村的几角旮旯里吃了顿狗肉，酒肉正酣，他告知录音的事有进展了。

　　我以为可以录音了，不想他命令我第二天往三角楼去一趟。

　　至于为什么是我，他的理由是上次规划书是我交的。

　　没有办法，我只好跑了一趟——不过话虽如此，咱也未必多不情愿，倒是大波，牛牛被我拽了去。

　　他说要因此挂科延误了毕业，他定将捏爆我的蛋。

　　太残暴了。

　　沈老师在办公室候着，白毛衣下的曲线生动得近乎完美。

　　见我们进来，她便直奔主题。

　　期间，时不时地，她要在手上的白瓷茶杯里抿上一口。

　　搞不好为什么，那个动作很吸引人，我难免多瞅了两眼。

　　于是很快，白毛衣问我们要不要也来一杯。

　　我忙红脸摇头，但还是问她喝的是啥。

　　“花茶，瞎弄瞎喝。”她笑着说。

　　“养生茶，美容养颜。”

　　一直闷声不响的大波冷不丁来了这么一句，瓮声瓮气的（他老肯定用了鼻腔共鸣）。

　　老实说，吓我一跳，但也提醒我第一次注意到了沈艳茹的年龄。

　　是的，从履历看，这位副院长怕是比老贺还要年长，但人看起来比母亲都要年轻。

　　我不得不想到了一个词：驻颜有方。

　　谈话很愉快。

　　沈老师说她虽没听过我们几首歌，但只看歌词就知道我们还是可以的。

　　可惜这规划书实在谈不上什么“规划”。

　　所以，她给我们提了好几条建议。

　　轻松的氛围中，鬼使神差地，我突然问她跳的是啥舞。

　　“啥子？”杏眼眨了眨，樱桃小嘴轻薄红润，陶瓷茶杯在手中灵活地转了转。

　　没有半点犹豫，我按着桌角扭臀挺胯，学了下印象中的某个动作。

　　我也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这么夸张。

　　白毛衣就笑了起来，小手掩着嘴，茶杯都差点打翻。

　　她说那叫bachata，翻译过来就是情人之舞，一种南美双人舞，在国际上不流行，在国内更是小众中的小众，她也是在英国学的，这几年得闲一直在推广这个舞蹈。

　　当然，碍于国内环境，收效甚微。

　　“这个舞吧，挺好的，”她说，“有空你们也可以学学呀。”

　　打三角楼出来大波骂我是不是吃屎了，这么骚。

　　这个我也不清楚，甚至对此，我的惊讶程度并不亚于他老。

　　不过我还是两手捧胸浪笑着颠了颠，就像那里真长着两坨肉。

　　大波“日”了声就走了。

　　我问规划书咋办，他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让我自己搞定。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从二十来首作品中挑几首精品很轻松，但要挑十一首差不多的，那就难于上青天了。

　　我们讨论过两次，也没拿出什么好主意，规划书只能一拖再拖。

　　此种情况下，陈晨便作为一个信使出现了。

　　这是北国一年里少有的无球可打的日子，那几位老乡我也是许久未见。

　　那天晚上陈晨直接现身于宿舍门口，和李阙如一道。

　　我当然很惊讶，甚至有些窘迫，后者或许要归功于暖气中令人忧伤的脚臭味。

　　他开门见山说节前就能录音，过完年录音室怕还有其他项目，所以——“规划书啥的你们啥时候能搞定？”

　　想都没想，我说第二天就能搞定。

　　于是他就替我约了个时间。

　　日他妈的，真是谢谢他了。

　　第二天临行前我给白毛衣打电话确认了下，她说：“行，你来吧。”

　　结果到了三角楼下，一眼我就看到了陈晨。

　　他穿了身曼联的冬季训练服，两手操兜站在正门前，像个吉祥物。

　　搞不懂这是过于热心还是咄咄逼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要录音呢。

　　在通往沈艳茹办公室的漫长旅途里，我俩也没说几句话，于是古老的木质地板呻吟得越发夸张。

　　有那么几次我甚至觉得再这么一脚下去，我们定会在猛然出现的窟窿里应声坠落。

　　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结果，我试着找了好几次话头。

　　有一次我问那辆保时捷咋样，他说：“还行啊，你要不要玩玩？”

　　我赶忙摇头，他说：“真的，不开玩笑。”

　　起码看起来很真诚，但我真不知说点什么好。

　　对修改后的规划书沈艳茹还算满意。

　　不过鉴于她并不熟悉我们的作品，满意不满意的，都是虚的。

　　这一点她也不否认，她说她不了解我们的音乐，但她了解小样，“小样就是精萃，要猛一点，不要考虑什么多样化复杂化系统化，不要考虑旋律，拿出你们最有特色那部分就够了”。

　　老实说，受益匪浅啊，哪怕我自诩听过上百张国内外各色小样——这等见识怕是超验的。

　　后来沈艳茹说：“你俩都是平海的吧？”

　　她面对我，但谈话对象显然也包括在一旁沙发上埋头抠手机的陈晨。

　　我不明所以地应了声，愣头愣脑的，而陈晨只是抬头往这边瞥了一眼。

　　“噢，老乡。”沈老师笑了笑，用四川话说道。

　　陈晨没吭声，我也不知说点什么好。想了想，我说：“咱们学校平海人挺多的。”

　　“是吧，咦——”白毛衣抿口茶，猛然单手叉腰挺了挺胸，语调随着起伏的曲线一并上扬，“对了，那个……那个张老师是你妈吧？”

　　“啊？”

　　“张凤兰，搞剧团的，凤舞剧团那个？”

　　只觉玲珑的白色曲线在眼前不断放大，好半晌我才点了点头。

　　白毛衣馨香扑鼻，笑容可掬。

　　陈晨又往这边瞥了一眼，旋即注意力就回到了手机上。

　　这位疑似多动症患者不间断地抖着他的长腿，显得无比怪诞，纳闷的是现在我才发现。

　　他的中分头更长了，娘们儿一样贴头皮捋在耳后，这样一来那张瘦削的脸便越发显得苍白。

　　虽然知道不应该，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陈建军，冬日开始变得炎热。

　　“挺好的，民营剧团，艺术剧团，你妈也是个女中豪杰。”

　　“你咋知道……咋认识的？”我只能笑。

　　“该认识自然就认识了，打听得挺细！”

　　白毛衣手捧茶杯踱了两步，笑笑，“录音这事儿先就这么定啦？有啥子补充的，咱回头再说，毕竟这考试啊，乃当头大敌。”

　　沈艳茹说的对，每逢此时节，傻逼们个个学得昏天暗地。

　　我要是老天爷，定会为之日月无光。

　　令人意外的是，考前一周，母亲来了一次平阳。

　　也没提前打招呼，她径直打电话来让我喊上陈瑶，一起吃个饭。

　　在我们夜以继日地与寒冷和崭新的教科书作斗争的过程中，这样的一顿便饭无疑比家电下乡还要温暖人心。

　　还是那家川菜馆，老贺也在，这倒没多让人吃惊。

　　但当老贺操着一口沈阳普通话笑眯眯地问我复习得咋样了时，一道阴影还是不免袭来，我甚至没骨气地想，倘若私下单跟老贺套套近乎，没准儿能（否）套点题出来。

　　当然，想想挂科的李阙如，瞬间一切都变得简单明了起来。

　　饭间我问母亲干啥来了，她说还是学校那点事儿，戏曲老师没啥大问题．现代艺术老师还差几个，这个师资问题开春前就得搞定，不然秋天正式开学就有的哭了。

　　顺嘴我就提到了沈艳茹，我说：“俺们学校有个艺术学院的老师认识你，吓我一跳。”

　　“噢，”母亲抿口橙汁，脸蛋红扑扑的，“就是请人家帮的忙。”

　　“谁啊？”老贺问。

　　“咋认识的？”我问。

　　“上次给你说那个，一个姓沈的副院长，”母亲面向老贺。

　　在我犹豫着是否该把自己的问题重复一遍时，她总算转向了我：“就平阳一个戏曲届的前辈，也是人托人，七拐八绕的。”

　　“哦。”

　　“你看办点事儿难不难？”母亲笑着给陈瑶掇了两筷子青菜，“快吃快吃。”

　　最近母亲脸色不错，我祈祷家里那些破事能够早日过去，就像瓦刀抹平砖缝。

　　至于母亲有没有搬回去住，我不知道，也没机会问。

　　当然，说说而己，即便真给我与母亲独处的机会，我也拿不准自己会不会问。

　　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所能找到的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最好方式。

　　至于论文项目，前期材料己整理得差不多，老贺就相关专题罗列了十来个选题。

　　她的意思显而易见：所有参与此项目的人，谁也跑不掉。

　　元月二十五号，也就是腊月十六那天，为期三日的期末考正式开始。

　　考完行政法的那个阴沉下午，我到校门口的农行取钱时，竟然碰到了梁致远。

　　老实说，在这一年的某些时刻我时常会想起这个三千张老牛皮，但就这么陡然相遇，我还真是吓了一跳。

　　粱致远穿了件藏青色的商务羽绒，和这硬邦邦又黏糊糊的天气一样，看起来颇为臃肿。

　　因为戴着帽子，我也猜不准他的大背头是否如以往那般一丝不苟。

　　不过灰条纹围巾下的白色衬领隐约可见，它和黑框眼镜后那双闪亮的眼睛一起告诉我，这人还是梁致远。

　　冷清清的大学城街道上，两人都愣了下，但还是他先开口了。

　　他问我还没放假呢，我说快了，他说好久没见了，我说是啊，他问大冷天儿的出来干啥，我实话实说，他指指大学苑，说他来处理点事儿，我了然于胸地点了点头，自己都觉得滑稽。

　　之后，理所当然，梁总要请我吃饭。

　　我倒没混饭吃的意思，但还是问他吃啥。

　　“随便啊，”他说，“你想吃啥？”

　　“寿司？”说不上为什么，这个词脱口而出，堵都堵不住。

　　“可以啊，”梁致远笑笑，“你时间要充裕，咱上新区吃。”

　　老牛皮在阴冷厚重的愁云下依旧充满磁性，我却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只觉心里黏糊糊的，也不知在想些什么。